对于经筵之事，朱由校的接受度就要比早朝好多了，这个时间自由度很高，虽然自杨士奇正统元年改制后的经筵，慢慢地就变味了。
但朱由校的灵魂可是来自二十一世纪，对于儒家礼法那一套自然没什么好感，而且也不会被其给束缚住。
既然躲不掉，而且经筵的确是与相关大臣商议军政大事的一个重要平台，他将儒家经典选将换成商议国事就是了。
“现在辽东局势不稳，而且建奴有势大难制的趋势，五天后巳时在文华殿召开经筵吧，主讲王在晋！”
见皇帝终于同意了自己的经筵请求，方从哲赶忙应答道：“是，陛下，不知侍班、进讲官、展书与掩书各选何人？”
还有这些讲究？
“侍班、进讲官、展书与掩书各有什么说法？”
“回陛下，国朝初期，经筵无定日定所。正统元年二月太皇太后从大学士杨士奇之请，始开经筵，并制定仪注。地点为文华殿，时间曾定每月逢九之日，又改逢六之日，后改为每月逢二日举行。每年二月、八月中旬起，至四月、十月末旬止，遂为定制。
后神庙同样幼冲即位，张江陵感受过去经筵制度的繁复与无用，便重新设定了日讲，又称“小经筵”，以经筵官中资深秩尊者充任。”
我靠！
原来经筵与日讲，是杨士奇与张居正用来教育小皇帝并约束皇权的工具。
经筵教出了“大明战神”、“叫门天子”、“明堡宗”，而日讲则教出了“宅男天子”、“摆烂达人”、“大明掘墓天子”。
就这？
看来朱由校对它们的认知还是太浅了，这些文官完全是想把皇帝往废物里教啊。
不管是刘一燝与韩爌，还是现在的方从哲，一直催促他重开经筵，原来是欺负自己年轻不懂里面的道道啊。
“经筵由知经筵事领衔，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及其它内阁大学士等为侍班。再从翰林院、詹事府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中选定两员为进讲官，翰林、春坊等官中选两员展书、掩书。
侍班人等行礼后，先由讲四书之讲官进讲四书中之一章，再由讲经史之讲官进讲五经书中之一段，或历史中的一事......”
不待方从哲继续往下说，朱由校忍不住打断道：“方首辅，朕觉得这个经筵与日讲之事要改一改了！”
方从哲心道皇帝又要作妖了，但表面上还是得装作好奇地问道：“不知陛下想怎么改？”
“首先，不管是这个春秋固定日子之讲，还是每日固定的日讲，朕都觉得已经不合时宜，朕的时间主要用来处理政务，不可能专门为了听这些用处不大的儒家经典来腾出大量的时间。
其次，就像张江陵说的，经筵已经成了僵化繁复无用的东西，内容上除了四书五经与各类历史，更应该讲究实用，几千年前的东西虽然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意义实在不大，咱们更应该着眼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