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恭鹏带着曾达志、孙一樵和陈力行他们乘飞机到了香港。他们没有直接飞升龙,原因是军统头子戴余龙等已经先行到了香港,准备在香港安排相关事项。
戴余龙接到蒋公命令,让他一定要将汪季新杀死于国外,让汪逆不能与日本人完成最后的同流合污。可汪季新是何等人物,他是国民政府的二号领袖,以汪季新对蒋公的了解,他知道老蒋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必然要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这汪季新还有着丰富的暗杀与应对暗杀的经验。1910年3月,当时还是同盟会成员的汪季新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在北京计划刺杀末代皇帝溥仪的亲生父亲摄政王载沣,不料被发现刺杀未遂,汪等人入狱。在狱中他写下了《慷慨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名句,一时为国人所传颂;1935年11月,在南京的**府大礼堂门前,参加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委员们正准备合影,忽然记者里冲出一位刺客对着汪季新就是一顿猛烈的射击,汪虽受重伤但保住了性命。这次出逃,他及幕僚本来就经过周密计划,几经推迟才以演讲为名成功到达昆明,然后从昆明悄悄乘机到达升龙。所以,他是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性命交出去的。他减少了外出,加强了防范。
戴余龙受领任务后,也是食不能寝夜不能寐,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他深刻的认识到这次暗杀任务相当艰巨,而且不同于以往:一是刺杀对象是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二是在国外行动有诸多不便。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戴余龙首先抽调军统各站的精兵强将参与行动,并安排对协助汪季新出逃的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当时越南升龙还是法国的殖民地,军统与那里没有多少联系,更没有联络站可以使用,治安环境不利于刺杀行动,更不利于设立刺杀指挥部。而如果把刺杀指挥部设在重庆,一方面太过遥远另一方面显得对蒋公的指示落实不力;如果把刺杀指挥部设在昆明,一方面有距离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那里交通不方便,所以最后他决定将此次刺杀的指挥中心放在交通和联络十分方便且军统在那里活动多年的香港。戴余龙亲自任总指挥,指挥中心设在铜锣湾的一所公寓。而为了防止被一锅端,将联络处与指挥中心分开,在高街6号设立了联络处,由曾经的戴余龙的亲信秘书毛千里负责联络工作。
戴余龙到港后不久,周恭鹏便带着军统东海站的人赶到。
周恭鹏带着曾达志两人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地到铜锣湾去见了戴余龙。戴余龙一把抓住曾达志的手用浓重的浙江话说:“达志老弟,一年多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这一年多来你干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啊。”
“那里,那里,都是戴局长和周站长领导有方。”曾达志很谦虚地说。
“都是你惹的祸。”戴余龙话锋一转、语调庄重,其他人都睁大了惊恐的眼睛。可他接着说,“要不是你提供的日军汉口作战计划,我们怎么能歼敌25万多?敌人怎么会显示出了疲态?他们怎么会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他们怎么会策反了我们的二号人物汪季新?”戴余龙说着哈哈大笑以来。
周恭鹏和曾达志听到这里才知道戴局长是在变相表扬。曾达志赶忙接过话茬说:“罪过,罪过。都是我的错,不过这汪季新投敌是早有预谋啊,他今天不投敌不等于以后不投敌,他武汉会战后不投敌不等于重庆会战,我说的是如果啊,那时他还会投敌的?”
周恭鹏说:“这达志老弟看问题还真毒,一针见血,不得了,不得了。想汪季新早年参加革命,还是孙中山先生遗嘱的执笔人,怎么就投敌了呢?他是怎么想的,是想‘曲线救国’还是‘曲线问鼎’,你我是想不明白的。”
“对啊,你看最近几天的报纸简直是国际国内舆论哗然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投敌简直是国人的耻辱,是中国人都应杀之而后快。”戴局长说,“军统作为校长亲自指挥的谍报和特务组织,能容忍汪季新等猖狂投敌吗,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杀一儆百。”
“你刚才也说了,对这种**人人得而诛之。”曾达志说,“何况军统是这方面的专门机构,我们应该义不容辞的。”
“可是,局长。”周恭鹏说,“他人在升龙,我们不能在这坐而论道吧。”
“放心吧,周老弟别急,我已经把全国军统的精兵强将汇聚于此。”戴余龙说,“你是军统最得力的行动专家,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组织执行过多次秘密任务,我决定这次行动由你为行动组组长,达志老弟为副组长,给你们配备了我的贴身警卫王怒觉和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教练唐迅捷,精通毒药使用的余独醒,还有你带来的孙一樵、陈力行等精兵强将作为你们小组成员,武器弹药方面我已经让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恒心将一批精致的德国手枪秘密运往升龙。”
“可能光有我们行动不行吧。”周恭鹏显得有点唯唯诺诺地说,“没有专门的情报支撑,恐怕也是很难完成任务。”
戴局长说:“不用你提醒。我已经安排香港区的特工先期赶往升龙,进行侦查情报工作,确定汪逆的具体住址。”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前往升龙。”曾达志急切地问道。
“我想我们还是要听蒋公命令,你们随时做好准备。到时一声令下,你们就去取汪逆的狗命。”戴局长说。
曾达志和周恭鹏异口同声地答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