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汪季新到了升龙后面对国际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他倒显得不是十分风光，相反却有些孤独和失落。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文磨内阁突然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是很感兴趣，对汪季新不是十分了解，这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等待着日本主子的召见。他在日记中写道：“脱离了重庆，在升龙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在此期间蒋公指示同汪季新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等劝其返回，但均告失败，所以才有了谷中鼎的最后劝说。但此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不断向当局施压，日本政府便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升龙，要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消息自然为汪季新所知，所以他在耐心地等待。
谷中鼎见了汪季新，传达了蒋公的口谕：“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季新对蒋公的口谕嗤之以鼻，拒绝到法国等地疗养同时也拒绝回国。谷中鼎无功而返。
听了谷中鼎的汇报后，蒋公说：“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遂命军统对汪逆进行最后的击杀。
曾达志通过谷中鼎等人行踪，很快确定了汪季新在升龙的住处：原来汪逆住在升龙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这种楼房在升龙还是很少见的，它离市中心不远，但路过的人却不多。而且住家周围大多为法国人，必然会给行动造成掣肘。
曾达志带着陈力行和孙一樵对高朗街27号进行了认真的侦查，发现这里正门对着街道，而后门的街口复杂，巷道纵横，对实施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军统磨刀霍霍。
季新小心翼翼。
周恭鹏等人在升龙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走时曾经告诉他们：没有蒋公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他有一天会“幡然悔悟”。直到谷中鼎与汪逆最后谈判破裂。收到戴余龙转告的蒋公密令后，周恭鹏一行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周恭鹏和曾达志率领暗杀小组成员在高朗街27号对面找到了个可以观察的房间，他们发现每天进入汪精卫家的基本是他的追随者或手下**、高宗武和曾仲鸣，还有就是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等，其他人基本无法靠近。就在他们觉得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发现位于高朗街27号不远处的一家蛋糕店，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给汪季新住处送蛋糕。根据这个情况暗杀小组成员中精通爆破和用毒的余独醒说：“这下机会来了，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周恭鹏也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余老弟，如果汪逆让你毒死，你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在座的18罗汉谁敢与你争功。”
曾达志说：“为了稳妥起见，我们还是做做试验，不然会前功尽弃。”
于是大家找来一块蛋糕进行试验，很快发现下过毒的蛋糕颜色和味道都会发生变化，本来多疑的汪季新肯定不会食用，而且大家天天见人送蛋糕也不知到底谁在食用，说不定是汪逆老婆陈丽君喜欢吃这种东西，而汪逆一口不沾呢？所以这个计划只能搁浅。余独醒闷闷不乐，大家郁郁寡欢。
为了刺杀汪逆，周恭鹏他们花了重金在高朗街27号内物建线人。这天线人来报，汪季新别墅需要更换浴室水龙头。于是军统特务在余独醒的带领下，假扮更换水龙头的管道工人混了进去，并在更换水龙头的同时在汪逆的浴室里隐秘地放了一瓶烈性毒药，将盖子打开散发毒性。据说这种毒药毒性相当强，只要鼻子嗅一点就会毒发身亡。可是毒药放进去几天了，汪逆还是没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通过线人得知，汪季新那几天感冒连续发烧，几天都未洗澡，连浴室都没进去。大家只能看着毒药渐渐失效，第二次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
这天，在高朗街27号别墅对面全天候监视的军统暗杀小组成员发现汪逆一家准备外出游玩，于是组长周恭鹏、曾达志带着组员们驾车悄悄紧随其后。途中过了一座大桥后，汪季新一家下车休息，这可是狙杀的好机会啊，大家都掏出了手枪瞄准，孙一樵和陈力行也都装好了狙击步枪，可就在这时，一群法属越南警察突然冲了出来，并很快在汪逆一家面前形成围墙，据枪向着外面警惕地张望。一个越南警察告诉汪逆他有危险让他尽快离开，汪季新一行人不敢犹豫立即转头回家。后来通过内线得知，当地警方也在法国人居住集中的高朗街物建了许多线人。当有线人发现汪季新一家的汽车在前，几辆汽车在后尾随的情况后，立即报告了当地警察。汪逆再次逃过一劫，第三次暗杀行动又没有成功。
这下子成了惊弓之鸟的汪季新变得深居简出足不出户，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办公不见外人更不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