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高忠吴自幼赴日本留学,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因在《**日报》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被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高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中心人员之一,赞成汪季新的“对日和谈”主张。1938年7月高忠吴秘密抵达日本东京,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实际上是替汪季新的“和平运动”跟日本人牵线搭桥。同年11月20日,高忠吴、梅世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在土非原住处签订《重光堂》密约,为汪季新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高忠吴还随同汪季新、周法海一起访日。以后,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因此重庆当局下令通缉的名单中就有高忠吴在内。但是,这个人与汪季新周法海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他是从民族利益考虑认为不能跟强大的日本进行全面战争,但他还是有底线的。因此他在会上不同意签字,而且签字那天也和陶席晟一样称病没去。高忠吴此时找陶席晟就是商量如何逃出汪伪集团的。但他与陶席晟并不熟识,几乎没有什么私下来往过。因此,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突然造访,让陶席晟一家吃了一惊。
陶席晟躺在床上,他让高忠吴坐下然后问道:“老弟今天也没去签字?”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没去,而且我知道先生今天也没去签字。”高忠吴说,“今天这个字能签吗,一签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了!”
“哎!”陶席晟一声叹息。
“我们还是逃吧。”高忠吴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这话,眼睛紧紧地盯着陶席晟。
“逃?怎么逃?我们能逃出日本人的手心,我们能逃出76号的手心?”陶席晟面无表情说道,“而且,老弟跟我不一样,我还有这么大一家子,怎么办?”
“据说我们都上了76号的黑名单,他们准备将我们暗杀后再开个追悼会,一切都可掩人耳目。”高忠吴说。
陶席晟问:“我们真的上了76号的黑名单?”
高忠吴回答道:“那还有假,与其等死不如逃走,说不定还有一丝希望。”
“可是怎么走呢?”陶席晟又问道。
“3号、5号、7号都有船,3号是美国‘**号’,比较安全,我们就搭这条船。”高忠吴回答说,“我已经用胶卷把汪日密约的大部分内容拍了下来,逃出去后我们就立即将它公诸于世。”
“想法倒是挺好,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关键是还要买票、离开、登船。”陶席晟说,“哦,也许有办法了。”他想到了曾达志,但是因为对方身份的特殊,这时不便说出来。停了停他又说,“这样,我找人买票,明天还是这个时候,还是在我家里,我再把票给你怎么样?”
“好的。”
高忠吴走了后,陶席晟马上把万冰茹叫来商量全家人与高忠吴一起逃走事宜。万冰茹说:“想法很好,可是全家人要一起逃走绝不可能。你是最主要的,还是你一个人先走比较有成功的把握,我带着五个孩子在家这样才能麻痹汪季新和日本人。等你成功后我再带全家出逃。”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那你就太辛苦了。”陶席晟说。
“那就是你们走也很不好办呀,日本人、76号肯定把你们盯得死死的,而且票怎么买?莫非让你去买,莫非让我去买?”万冰茹问道。
“我想到了一个人,他叫曾达志,是我的一个学生。”陶席晟说,“他是佐藤公馆的副主任,对外我们一定要保密,一旦泄露我们身首异处,可能连他也不能自保。”
“佐藤公馆好像是日本人的办事处,他是佐藤公馆的副主任,这个人可靠吗?”万冰茹明显地不放心。
“我观察过这个人,我应该相信他,他就是不帮我们也不会去告密吧。”陶席晟说,“明天上午只有你悄悄地去佐藤公馆找他,然后把他约到我们这里,具体的由我来跟他谈。”
“好的。”万冰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