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章协助郭校长继续广延良师，扩充校舍，充实图书设备，实施新学制，办有新制初中、普通高中和师范科，使子云学校发展成一所综合性完全中学。
省教育厅长视察子云，不禁盛赞该校“办学成绩卓著，不但为龙绵人才多姿陶铸，陕甘人士亦多远道来求学，真是他处多秋气，子云春盎然。”
对大姐高澎信上所提问题，彭开济想对弟弟彭开来回答得完美一些，他把这个问题带到子云中学一个学生社团――涪波社讨论。
社里人才济济，指导老师大多是北京和省城高校毕业生，博学多才，谈吐幽默睿智，都曾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普遍进步，身上似乎都有一种亲和阔达的魅力。
特别是新来的历史教员许先生，酷爱读书，每天手不释卷，涉猎甚广。
他认为历史应该充满心智形象，并不只是年代表象,人们总是喜欢按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向解读历史，只看自己想看的事情，从中吸取所谓失败的教训，而不经意间又回到失败的原点。
许先生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出历史与人类生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出自己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
他还爱写读书笔记和日记，如民俗民谣、社会事件、医药卫生等均有详细记载。
许先生讲话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且浅显易懂。
他无论讲课或演讲，金句频出，闪耀着睿智的思想光芒，让人思考，给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彭开济说，上许先生的课，犹如除夕晚上点焰火，刚对一种观念开个头，他就会借此如火箭一样飞上天。
例如许先生把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之间的论战，也带给自己的学生，让他和同学们眼界大开。
许先生说：
“著名学者郭先生岀版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
马克思所指出的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生产方法的进化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
西周以前是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了封建时代。
而疑古保守派，则认为西周至东周末为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为前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后为资本主义时代。
他们的结论，是要印证中国不必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主义革命，那么，谁的观点正确呢？”
同学们感到很惊讶，他们的中国历史课本分为古代史和近代史，是以中国朝代更替的编年史。
同学们就许先生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辩论，他们遍阅群书，在许先生深入浅出的引导下，明白“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
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性质，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ˇ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ˇ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因而反帝反封建运动任重道运。
涪波社是一个文学艺术、戏剧爱好者的聚集地，宗旨是“文字或许条条框框，可是人的思想却永远活跃，永远创新，你拥有的或许不太实际，奇思妙想的想法，都可以用一支笔或一个舞台来诠释，人生而乐于表达，文墨伴随一生。”
涪波社下设读书会、戏剧团、编辑部和宣联部。
彭开济带来的问题，同学们的回答无一让他满意，这引起涪波社指导老师许先生的关注。
许先生一直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在角度确撞中找出问题的质感和纹理。
学生今后有没有深度，就在于能不能在多元、理性的碰撞中，给自己或他人带来思想增量的视角，让诸种合理性得到充分展示，让具说服力的道理自然胜出。
他决定和同学们一起探讨彭开济带来的问题，辩论能让人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
他说：“《国富论》是一本包罗万有的书，以经济分析为主，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历史和哲学等，作者亚当斯密具有非凡的观察力，以进化论的思维来阐释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与制度的转变，影响了达尔文及整个欧洲的思想发展。它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个帮助你认识世界的框架工具，如果同学们对世界有无穷好奇心，此本书大可一读。
但我们的曹雪芹先生同样文字顶级，流畅古雅，才气纵横，他通过对历史和社会的持续冷静观察，产生了许多深刻有洞察的见解，还有许多朴素公正的价值观念，我认为两人有某种隔着时空的神秘的相似性，《红楼梦》更值得国人精读。”
“许先生讲的神秘的相似性是指什么？具体到《红楼梦》又怎样解读？”彭开济的好友郭有作问。
郭有作是郭校长的儿子，他的针灸技术特别棒。
“这种相似性是指一个人能从一种时代局限跳出来，站在更高的维度看清事物本质的能力和习惯。比如《国富论》就曾让我对历史政治经济地理更加感兴趣，好奇欧洲历史的进程和同时代中国的发展，好奇成吉思汗判断一地是否值得时会问那里是否有很多牛羊，而西班牙人判断美洲新大陆附近某地是否值得征服时会问那里是否有很多金銀……”许先生笑吟吟看着同学们。
“《国富论》让我明白父母干了价值拾元的劳作，可自己只能拿到两角的工费，剩余的劳动价值被地主老财资本家拿走了。还让我明白金钱只是等价物，只有在大家其乐融融时才有交换价值，一旦世界发生什么不测，只有资源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日本人对东北的兴趣比国民政府还感兴趣。但曹雪芹的《红楼梦》，只告诉我们大观园里一群青年女子和一个公子哥儿卿卿我我的故事。”宣联部干事于惊雷对曹雪芹不以然。
“于惊雷提到日本人，我又有一事不明。”彭开济插嘴说。
“彭开济，你脑袋瓜瓜里是不是全是问号？地上的蘑菇一样冒出一朵又一朵。你又有何事不明呢？”郭有作的妹妹郭蕙风打趣彭开济。
郭蕙风和彭开济同是戏剧团的台柱子，她是一位十分引人注目的好似成熟的倩丽姑娘。
“蘑菇做汤很鲜的，一个好的问题比一锅蘑菇汤更诱人。彭开济，郭蕙风可是在夸你，你何事不明呢？”许先生也开起玩笑。
郭蕙风的脸无来由地红了一下。
“昨天我在隔墙黄伯伯学戏，一位川剧票友辛先生慕名拜访黄伯伯。那人畅谈川剧，热聊绵州掌故，说他游历过日本，去过台湾，对日本人治理下的台湾颇为赞赏。”彭开济说。
“帮日本人说话，硬拿狗屎当麻花，怕不是一个好人。”于惊雷说。
“辛先生看到的台湾是个什么状况？”许先生问。
“他说日本人舍得在台湾化钱，开公路、建工厂、设立学校、改善治安、建设医学和公共卫生体系等，让台湾焕然一新，台湾民众无不感恩戴德，都说日本人比大清官员强多了，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台湾，培养工业人才，建立台湾工业基础，让台湾比大陆先进的不是一点两点。”彭开济说。 “哈，日本人舍得为台湾化钱？即使化了点钱，那也是中国历次赔款的一部分，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钱。强盗抢了钱布施点给受害人，受害人还得感恩戴德，这是什么逻辑思维？”于惊雷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