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澎从东京回到上海，给彭明章及两个弟弟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谈到“中村大尉事件”对日本青年军官的影响。
1931年六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带领井杉延太郎预备曹长等四人，身着深灰色棉裤棉祆，头戴三耳火车头式帽子，脚穿短筒靴子，乔装成东北农民，由哈尔滨赴大兴安岭，潜入我方禁止外国人前往地区进行军事侦察，被我东北兴安屯垦区第三团逮捕。
由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猖獗，东北军购买蒙旗荒地，以编余炮兵屯垦殖边，地点选在索伦山之阳，沿洮尔河南至白城子，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草木畅茂，沃野千里。
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就曾照会驻沈阳各国**：
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各国领事嗣即复照认可，唯日本**默无一言，认为东北军的举措有碍日本帝国々主义的“满蒙拓殖政策”，不利其加紧控制蒙古王公、豢养土匪骚扰滋事。
兴安屯垦区三团官兵从中村震太郎等人身上搜得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前奉天测量局出版的中文同比例军用地图一张，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透明纸作业一张，自测自绘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且中、日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
能证实中村等人身份的除了他们携带物品鞍装俱全的洋马和蒙古马、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望远镜、测板标杆标锁、图板外，还有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寒暑温度计一具、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及皮衣、罐头食品若干。
更重要的还有笔记本两本，和报告书两封及表册三份。
一本笔记记载中村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
另一本笔记则记载中村所经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和扎免釆木公司。
报告书主要报告中村所遇到的人和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等。
表册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的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及蒙、汉军民等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数据。
三团官兵证实了中村等四人的间谍身份后，秘密将其处死，日本关东军以此事件为借口，宣传所谓“满蒙危机”，为发动侵华战争蓄意制造事端。
高澎写道，她在东京街头看到许多日本青年军官，前去靖国神社集合，公开为中村举行慰灵祭，他们割破自己的皮肤，用鲜血涂成太阳旗挂在神社前，剩下的血互相喝下去。
什么“全满洲日本人自主同盟”、“北满洲居留民大会”、“满洲问题解决同盟”等日本帝国々主义社团，在东京青山会馆召开联合大会，狂妄叫嚣“打开时局之关键，唯有断然匡正彼之谬误，以行使实力懔然贯彻我方主张之一途！”
日本激进国民的鼓噪，正中军部下怀，少壮派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煞有介事指出：日本无满蒙即无法生存，满蒙是日本立足大陆之凭借，在世界形势之危机中，日本前进道路唯有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东亚殖民模范地区，中国亦将如此，应为日本之重大国策。
石原莞尔还就出兵中国东北的时机作出分析，他认为苏联自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战备逐渐充实，不久即将在远东成为日本之一大敌国，然而今日则毋庸过虑，尽可从事将满洲作为囊中之物建设，以筑起赤色势力南下的巩固堤防。
其二南京内部纷争不息，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恐难作出强力反应；其三国际联盟之干涉目前亦无需多虑。
基于以上形势判断出发，可得出帝国必须尽早解决中国东北问题的结论。
高澎在信中指出，石原莞尔的设想，关东军调查班早在两年前就认真进行了研究，一旦开战，关东军会对东北军予以严厉打击，以摧垮其战斗意志为根本方针，开战后短期内集结全部兵力，以全力进行决战，设想在列国干涉尚未开始以前必须迅速完全占领预定地域……
彭明章阅信后说：
“中村事件不由我们不想到辛先生，小鬼子蛇蝎心肠，无时无刻不在磨刀霍霍。
蛇并不怜悯熟睡的人，日本人的菊刀军刀已然出鞘，可民国政府却期待着日本人对其大发善心，完全估计不到危险就在脚下。”
彭开济说：
“面对危机不去做需要做的事，而是倾全力去扑灭什么‘赤匪’，称谎言为真相，把真相视作谎言，对日本人的反常当作常态加以接受，这就是南京当道者干的‘正事’。”
彭开来说：
“也许撒谎是人之本性，在多数时间里我们甚至都不能对自己诚实，但南京当局面对外侮侵略装聋作哑，不是比砖块还笨，就是比魔鬼还危险。”
彭明章问两个儿子：
“你们知道汉奸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彭开来摇摇头，彭开济说：
“应该在西汉出现，因太监中行说不愿陪送公主去匈奴和亲，发誓‘必我行，为汉患者’，后来他投靠匈奴，果为汉朝大患。”
彭明章说：
“中行说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汉奸，但‘汉奸’一词出现在南宋灭亡之后。
大宋子民张弘范助元灭宋之后，封为元朝镇G大将军，有人在灭宋之战的厓山石壁上刻了一首诗，后人称为功罪石，功罪石上诗曰：
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
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
彭开来说：
“这诗写得真好！投靠敌人出卖祖国换得一时利益的人，都会在其余生之中受到无尽的反噬，皆有噩梦相伴。”
彭明章说：
“来儿也说得好，日本贪心不足蛇吞象，对我国趵铁蹄呲獠牙，
但历史会证明它不仅错看了中国，也错看了世界，更错看了自己。
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对自己的历史无比自豪，对自己纠错能力无比自信的民族，不可能甘愿低人一等，低三下四地活着。
只要有了真正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引路人，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彭开济问： “谁能作国家真正的引路人呢？民国当道者似乎有两套规则：一套适用于有钱有势者，一套适用于其他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