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先生到哈尔滨拜会国联调查团后，李顿爵士欲与马占山将军见面，为日方所阻，在顾先生的建议下，乃密派美国新闻记者米海斯和另一瑞士记者经呼海路绕道至义勇军邓文防地，由邓文护送到海伦西乡三门谢家与马占山会晤。
马将军把关东军一手制造伪满的详细情形、以及他自己反正的经过和继续抗战的决心，对记者谈了三天，希望他们转达国联和全世界。
不幸的是，美国记者米海斯在回到哈尔滨时被日本人逮捕，瑞士记者躲进美领馆逃过一劫。
米海斯的被捕，土肥原贤二得知马占山特使已和国联调查团接触，且全身而退，不由恼羞成怒，暴跳如雷。
关东军知马将军已不能就范，立即派兵四出堵击，追得马将军只剩十一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
小鬼子搜山，马将军他们藏于树林内，眼见有八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的，一步步搜来。
他们看小鬼子行近，便一枪一个，将八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国联调查团在哈尔滨留驻十四天，有五位中国人和两个俄国人欲给调查团递交信件，而被日伪特务秘密杀害。
顾先生心力交瘁，眼看调查团就要结束在哈的工作而返回沈阳，拿到手的证据仍显单薄，他无目标的努力，犹如在黑暗中的远征。
麦考益将军对日本人逮捕米海斯深感愤怒，他说：“日本人在真相面前用谎言强撑，逮捕国际新闻记者是试图从一场糟糕的失败中挽回面子。”
克劳德将军说：“日本人尊重力量而轻视软弱，调查团在满洲的工作，不是在调查，而是在‘参观’和‘考古’。”
希尼博士是个严谨的人，从东京到哈尔滨，在与日本人打交道中，他发现日本人的集体意识和盲从无以伦比，在工作或个人生活方面都有很明显的“他律性”倾向，不像中国人是靠内心自我约束和调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是非常注重依靠外部机制和评论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非常注重他人，尤其是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对其行为的判断。
所以日本人往往在没有人看到的场合便没有羞耻感，而在国内和其他公开场合，日本人比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都表现得彬彬有礼、谨慎小心。
一到非正式场合，或是脱离了们熟悉的生活圈子之后，便会变得本性暴露，不再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
譬如就有韩籍人士来信控诉，他的国家被日军占领后，那里的女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
日寇把女人装上煤车，关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至20个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
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对于这种暴行，日寇头目不仅不加约束，反而予以纵容，想借此满足一下士兵的**，使其士兵“得乐且乐”，不至思乡反战，因而日寇所至，兽行成风。
稍後，由于国际舆论的谴责，日寇白昼宣泄**的事件逐渐减少，而替之以白天看好，黑夜来敲门，或是让韩奸来威逼利诱，以达目的。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做父母的就把女儿草草出嫁，想以此使女儿免遭日寇糟蹋﹔谁知只要简陋的花轿或花车被日本人看到，照例都被截住，拉进他们的营部或住宅，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然後把新娘放出来。因此，害得新娘羞愤自杀，翁婿起交涉的比比皆是。
希尼博士的观点，引起大家的共鸣，他们刚到东京去温泉洗澡，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有两个大池子，一个很多人，一个空无一人，日本人还是要挤到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池子里去，问日本人，他们反而会莫名其妙，甚至还会反问，既然一个池子里还能装下人，为什么还要到别的池子里去？
麦考益将军说：“日本人的集团和集体意识很可怕，他们像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去。直到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打乱了它们的队列，它们就转变方向朝着另一个方向游去，但依然秩序井然。”
代表团的西方成员陷入沉默，他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列强欲将中国和日本都变成其殖民地，而中国太平天国远动的爆发，使得西方列强首尾难顾，从而减轻了日本的压力，日本人也心知肚明“在中国被牺牲的基础上，日本获得了实现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后，国力日益昌盛，羽翼渐丰的日本野心勃勃，欲与西方帝国々主义国家瓜分势力范围，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理所当然进入其视野，并被其看不起。
然而面对西方老牌帝国，日本人又妄自菲薄，提出“脱亚入欧”论，旨在脱离贫穷落后的亚洲，融入先进的欧洲，恨不能一夜之间用漂白剂将自己漂白了，彻底变成白种人，或者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为快。
克劳德将军打破沉默说：“日本人做梦都想成为亚洲的领袖，力图将亚洲从白人统治中‘拯救’出来，东京流传着一个比喻，白人同日本人或亚洲人在一起，如同鸡蛋的蛋黄和蛋白，永远不可能融合；但要是黄种人发威，由内向外，就像打蛋一样，世界必将变成黄皮肤的天下，白色将不复存在。” 麦考益将军说：“哼，这是一个蝙蝠帝国，你说他是老鼠吧，他会飞，你说他是飞禽吧，但它不下蛋，属于哺**动物。从这个意义讲,日本人为什么不想一想俄国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