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天起，冶容和学员们使用了多年的原名被扔掉了，但每个人的新名字里都有一点过去生活的影子：或是用母亲的姓起名，或是借用亲朋的名字，或在假名字中保留了真名中的一个字。虽然还允许与家里通信，但家里寄来的邮件上必须写有“陆々军省兵务局某某收”，再由教官转到本人手中，这样，家属便以为某某是在兵务局内服务。
培养所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冶容和其他学员们来之前想象的那样紧张、刻板。起床是早晨七点，但在床上多猫一会儿也并不犯大忌，起床后，也不像军队生活那样强制进行体操或长跑，可以直接去地下食堂凭票就餐。
早餐后，有些学员在河边和不远处的神社内散步，有的则到附近宪兵队的训练场去练习柔、剑道，直练得满身大汗，十点才开始上课。
整个上午的课程，主要是情报、谋略、防谍、历史、时事等，教材中大量使用本国的实例，外国的例子也不少。
授课者除专职教官，还经常聘请参谋本部或陆々军省的专家来此讲课。
参谋本部和陆々军省的军官，也常来讲战争论及占领地的行政等，因为出入培养所绝对禁止穿军装，来讲课的人都穿的是西装，学员们也分辨不出谁是军人，谁是学者，只能看做派。
军方来人讲课时，给学员们发油印的参考资料，而军外学者几乎全凭口述，由学员自己作笔记。
众多军外的授课者中，有一位给冶容和学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人是甲贺流派第十四代忍术名人藤田西湖。
在武士道精神中，死，被誉为极其了不起的行为，但在忍者的手段中，死是最卑怯的行为：因为人一死万事皆休，痛苦，烦恼，一切的一切，全化为乌有，哪有比此更安乐的事呢？而忍者之道，则是无论多么艰苦，千难万难也要闯过去，活着返回来，即使被砍断手足、割去舌头、挖去眼睛，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是爬也要从敌阵里爬出来，回来向我方汇报敌情。所以，活，活，活下去，完成任务，乃是忍者之术……
藤田西湖总是一边给学员讲述，一边亲自表演如何带着竹管潜入水中藏身，解开捆绑自己手脚的绳索，不发出声音在台阶上行走，以及猫一般地无声穿房越顶等技术。
听课到中午结束，午饭后到下午五点半以前，一般为学习情报谋略与手段的实习课，其中有秘密照相机、特种炸药、窃听器、邮件的开启等课程，后者是指仅凭薄薄的刀片，就能把信封的纸与浆糊分开。
五点半以后，则是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玩。
培养所没有定时关大门的限制，只要次日上午十点以前能回来上课，学员即便在外面留宿也没有人过问。
日本侵占东北垂涎华北，列岛各地市镇的街道上到处回荡着“勇敢参战夺取胜利”的口号，每天欢送出征士兵的队伍与旗帜络绎不绝，空气里滚烫得几乎能烤熟鸡蛋。
国民把天皇当做神，尤其在军队里，一说到或听到天皇的名字，立即得两腿并拢，笔直不动，谁若没有反应，或做出的不是“立正”而是“稍息”，轻则挨耳光，重则关禁闭。
但在培养所这里，谁要这样做，谁就会遭到一阵“混蛋”的训斥！
聚集到培养所这里的，都是从日本全国精选出来的情报干才，而且，他们一旦结束了训练到外国去，就将在那里潜伏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他们将以商人或公司职员为掩护身份，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那时没有任何人去监督他们，全靠自己一个人进行活动。
如果靠外界压力，强制进行突击性训练，固然暂时可以起到临阵磨枪的作用，但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来不能忍受长期孤独和难以形容的艰辛，得让他们任意地自由行动，只有沉溺于绝对自由之中而不迷失方向的人，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所以，校方一方面务使学员们树立起明石君“抛弃名誉、地位、金钱等，为了帝国和国民；将自己当做一块被抛弃的石子”这样的思想，校方另一方面得尽量给学员们以自由……
二十个人同居一室，此前已经断绝与社会、亲人间的一切来往，此后将要伪造身份、姓名，只身潜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开展工作，或许将在身边没有一个人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去。
随着学习、训练的深入，一种共同的使命感与命运感，将学员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培养所的宿舍像是一艘小船，学员们在无形的风浪中同舟共济；又像一个暂聚的大家庭，彼此多少话埋在目光里。
他们分散开去，个个都不像军人；但若集中一起，彼此交流的神态与肢体语言，又透露出这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决非是一般人。
每期学员都会安排几天坐禅，以练定力，第一期安排到一个半岛的荒山寺，结束后，去一条湍急的河流里逆泳而上，并集体在附近的旅馆住了一个夜晚。
虽然人人早已蓄发，穿着西装，完全是一副公司职员的装扮，彼此言谈中也没有任何漏洞，但是旅馆的女佣人还是不禁问：“你们都是军人吧？”
如此已楔入气质层面的坚毅与团结，被第二期、第三期……的学员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成为学校的优良传统，以至于在战争中，有些日本驻外机构的头头们，抱怨“秘密培养所学校的同僚们抱团儿的思想太严重，很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