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天津码头，茂鑫源天津分号董掌柜已迎候多时，一见彭开济就说：“少东家来得正好，我天津分号门前最近常有混混儿闹事，弄得我们头疼不已，不知何事得罪了他们。”
江大宽说﹕“这可有些麻烦，我听说天津混混儿愍不畏死，讲打讲闹，混一时是一时，自称是耍人儿的，平日无事可做，只想招灾惹祸，讨一顿打，借此成名，有人用刀剁来，他们袒胸相向；斧把来打，用头去迎，以示不畏。按他们的规矩，挨打不许还手，不准出声呼痛，叫‘卖味儿’。倘若忍不住，口中迸出‘哎呀两字’，对方立时停手，这人便算栽了，从此赶出锅伙，丧失资格。”
董掌柜说﹕“可不是，他们有组织，没名堂，不劳动，不生产，但凭一膀子力气，一派言语，在社会立足，有的竞能‘成家立业’，甚至跻身缙绅之列，以前官场中行公文，就直斥为锅匪，我认为他们是不足齿之伧，一贯约束分号同仁敬而远之。伙计们都懂事，因我分号对面有一家粮栈，主人外号叫‘王半城’，有人指使混混儿谋夺他的生意，这王半城当时慨然应允，待谋夺人到来，王半城在门前烧一锅热油，伸手到油锅中捞了几下，将手臂炸成黑炭，把对方惊走，让人不再敢生心，才奠定自家子孙衣饭根基。”
彭开济说∶“混混儿到我分号闹事，背后应该有人指使，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董掌柜说﹕“少东家这么一问，我倒想起一事，天津有个做‘特业’的特商前段时间派人找过我，说他老板特别欣赏我们分号的运销零售点，希望有机会跟我们合作发大财。”
彭开济说﹕“特业特商？那董掌柜你是怎么对他说的？”
董掌柜说﹕“特业就是鸦片烟贩销业务，经营的人就叫‘特商’。我知道老东家严禁茂鑫源从事‘特业’，就委婉地说，经营‘特业’虽有暴利可图，但风险也是很大的，没有同军政界上层广而深厚的人事勾结，容易出岔子。那人笑道，我家老板在天津地界，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我虚言应付把这人打发走，事一忙，就忘了搭理别个。”
江大宽说∶“混混上门闹事，应该和经营‘特业’的‘特商’有关。烟土这个东西虽为民众所痛恨，然而却为当权者所宠爱，无不当其当作一项主要的财源。从1923年起，当政者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对于鸦片从种植、运销到零售、吸食各个环节都巧立名目，征收捐税，如农民种烟就按种植窝数收‘窝捐’，但人家不种吧则要抽什么‘懒捐’。在这种情况下，烟土营生就逐步‘合法化’，而受人鄙视的特商，也就为当权者所倚重，到1935年又实行‘禁政改组’，其实就是进一步开放烟禁，由政府招商承做‘土行’，给予特权，使这个生意更加好做，赚取暴利也更有保证。”
黄掌柜说﹕“江釆办真聪明人，后来混混上门闹事后，我就长了个心眼，悄悄派一伙计暗中跟踪，几次跟到日租界就跟丢了。”
江大宽说﹕“这就对了，天津的租界几乎都是纵赌贩毒的渊薮。早在２０世纪初，各国租界的烟馆即已出现。天津禁烟总局也曾致函各领々事，研究禁烟问题，但各租界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依旧从事制毒贩毒的勾当。１９２８年，日本、朝々鲜浪人及中国奸商结伙在意租界西园圈地设立制毒厂，雇有技师、工人等１２人，制造海洛因运往京汉线的新乡、郾城，京绥线的张家口、平泉一带销售。比租界工部局利用界内空旷地带搭棚，设立鸦片烟馆及贩运毒品。日租界是最典型的毒窟。纵容毒品的制造和贩运，是日租界当局残害中国人最恶毒的手段。在日租界开设烟馆或土庄手续很简单，只要向居留民团交纳公益费，再对宪兵警察署的大小头目施以贿赂，即可开张营业，这种‘公益费’约占日租界总收入的４０％。”
董掌柜说﹕“对，对极了！日租界的旭街及其附近公开制造或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日本商店有松本盛大堂、广济堂、丸二兄弟、楠德义、须田等药房及以卖日用杂货为名的金山、乾卯等洋行约１６０家。烟馆有上中等之分，上等烟馆专门向上流社会开放，价格昂贵，以一元起码，非有身份之人不得进入；中等烟馆为社会下层开放，以四五角起码。中国人经营的德义楼、乐利、新旅社、息游别墅、大北饭店等旅店内开灯供客以及贩卖鸦片的土庄、烟馆等约５００余家。日租界警察署司法课警长松下兼雄、巡捕长刘寿岩等人都直接参与贩毒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租界制毒、贩毒情况更加严重。居留民团主事田中助太郎令其妻弟在桥立街公开设厂制毒，日本特务金璧辉在明石街也设厂制毒。外地的毒贩也纷纷转来天津设厂制毒。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３日，警局在一辆驶往日租界德义楼的汽车上查获烟土四千余两。在津的有陈昆元、杨凤鸣、于永庆和甄某等四大制毒家族，号称‘四大金刚’。”
彭开济说∶“到茂鑫源捣乱的混混，应该是某‘金刚’唆使的，陈、杨、于、甄，谁的可能性最大？”
江大宽说﹕“四大金刚中陈昆元势力最大，人称‘白面大王’，原在上海从事制毒、贩毒，受王之鳌排挤，１９３２年来津，也投靠上日本人，在金璧辉的帮助下，在日租界开设康昌洋行，他的毒品甚至销往港、澳、南洋等地。最近为拓展烟土销路，不择手段四处笼络诱使商家作其下家。”
彭开济说﹕“江大哥对天津的事了如指掌，陈昆元是如何诱使别人的？”
江大宽说﹕“少东家还记得船上遇到的相士吧？陈昆元其实是江相派的大师爸，骗术手法十分高明。”
董掌柜笑道﹕“江采办莫非有千里眼顺风耳？陈大老板的底细你竟知道的一清二楚，你不妨具体讲一件他‘高明’的往事，让我开开眼。”
江大宽说﹕“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讲一件陈昆元在广州骗人的往事？”
董掌柜说﹕“你别吊人胃口，快讲吧。”
江大宽说﹕“广州一朱姓富商临死前，遗嘱把他全部生意交给大儿子，小儿子只分得现款八千、几万元股票以及价值不菲的几座洋房。朱大老板晓得朱二公子碌碌无为，分给他些靠股息和租金就能过活的产业。朱二公子常到一些俱乐部搓麻雀赌扑克，输赢不大，但每天消夜、聚餐等，花费不算小，近万现洋不够一年就耗去大半，朱二公子有点愁。在俱乐部他结识两朋友∶一人是洋杂店的肖老板，另一人是洋行的古襄理，彼此往来甚密，如是者半年之久。有一天肖某突然向朱二公子和古襄理借钱去买‘水蚧’，就是很便宜的货物。古某一口答允借一千，朱二公子也就答允借出一千。一个月后，肖老板壁还借款并请二人吃饭，说那宗货物已抛出，利润可观。肖某在朱二公子和古某的陪同下，去汇丰银行存款，老肖一下就存入三万大洋。”
董掌柜说﹕“我的天，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江大宽说﹕“朱二公子也这么问古襄理的，古襄理说老肖不像在做生意，应该是另有秘密。于是两人计议将肖某灌醉，套出他一句话说是‘轰天雷’的指点。朱二公子就偷偷去找相士‘轰天雷’，先算得一个发横财的命；‘轰天雷’又点香请神，拿出一只神秘的碗，碗里一泓清水，让朱二公子凝神注视，他一边念咒，一边手拿红葫芦缓缓注水碗内，朱二公子突然在碗里瞧见自己影像，后面三堆黄金，黄金被两恶鬼守着，但朱二公子一眨眼，碗里依然清水一泓。”
董掌柜说∶“这稀奇了，‘轰天雷’道行深啊！”
江大宽说∶“朱二公子更稀奇了，‘轰天雷’这时谦虚了，讲他道行不够，要设法禳解，只有请他师叔出马。那师叔四海为家，好不容易请到家，带来一位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师叔当朱二公子面把十枚大洋放进‘法坛’，盖上盖子，贴道神符，焚香念咒半个钟头，揭盖一看，满满一罐光洋，朱公子一数，恰好比原来多十倍。”
董掌柜说﹕“哎呀，这师叔不得了，我都动心了。”
彭开济笑道﹕“想发财的，都会动心吧。”
江大宽说﹕“动心了吧？师叔感于朱二公子的诚意，让他筹措三百两黄金作种金，租赁一僻静院子作法。朱二公子抛售股票换成金条，放进师叔的八卦炉，师叔又自加六十两，说是借朱二公子的福，算是酬劳，此外分文不取。烧炉要经七天七夜，轮流看守。到了第六夜朱二公子自己看守时，三姨太送来参汤，朱二公子喝后把控不住，搂着三姨太在炉边行了苟且之事……”
董掌柜说﹕“坏了，坏了，朱二公子的金子没了。”
江大宽说﹕“这个当儿，八卦炉破裂了，冒出一阵清烟。这时师叔、轰天雷也推门而入，师叔大怒，操柴刀要劈三姨太，轰天雷拼命劝阻。师叔盛怒难灭，刀劈法炉，里面红亮亮的条子堆满一炉，霎时由红而灰而黑，夹出几条看，全成带点金色的泥土。”
彭开济笑道∶“我想朱二公子还得写下悔过书，有所畏怯而不敢言了。所谓‘师叔’就是陈昆元，肖某是‘梗媒’，引诱成功后就逃遁，轰天雷、三姨太都是他的助手。古某为‘生媒’，是不露痕迹的暗媒，专负责办理善后工作，使事情由大化小，由小化无。”
董掌柜说﹕“轰天雷真是哄死人，那水碗里人影鬼影、罐子招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江大宽说﹕“照水碗嘛，那个水碗是特制的，碗底是一块凸水晶，朱二公子和金元宝、鬼魂等形象，都是绘在一张纸上，贴在碗底：碗里水少时，凸水晶把光线反射出去，就看不见那些形象；当注水到一定程度，那些形象便显露出来；再注水，那些形象又告消逝。‘招银’更肤浅，偷梁换柱的手段而已。‘八卦炉’更没啥秘密，参汤里下了药，泥条上的金色，不过事先贴的金箔纸。”
董掌柜说﹕“哦，反正我遇见这阵仗，肯定搭进去了。”
彭开济说∶“陈昆元盯上茂鑫源天津分号，来者不善，背后又有日本人势力，董掌柜很难应对。江大哥江湖经验丰富，不如留在天津助董掌柜一臂之力。”
董掌柜说﹕“少东家这主意好，江釆办驻天津，我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江大宽为难地说﹕“这不太好吧？老东家可吩咐我一路追随少东家，不得无故稍离。”
彭开济笑道﹕“父亲不放心我，江大哥也不放心我？”
江大宽说∶“不，不，我没这个意思！”
彭开济说﹕“既然江大哥没这个意思，那就暂时在天津帮一帮董掌柜，陈昆元的事还是很棘手的！据我所知，陈昆元依仗的日本女特务金璧辉，又叫川岛芳子，诡计多端，手段更毒辣。我前面事一有着落，江大哥再过来帮我。”
江大宽无奈地说﹕“我照少东家的意思办，时局动荡，江湖险恶，少东家孤身一人，多多保重。”
彭开济摆脱江大宽，风尘仆仆抵达北平，马上去“劳务兴国会华北办事处”，办理所谓“入国证”。
东北在小鬼子的操纵下，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国，让**长城变成所谓的“国境线”，出入山海关等同出入国门。
一个不具有相关证件和来历的人，想要出入关口是很难的，就是有证件和来历也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和百般刁难后，才能将“入国证”弄到手，日本人借此来箝制民众，企图隔绝关内外抗日力量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