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兹酒店所在的旺多姆广场四周，最多的就是珠宝、服装、手表以及香水店，这里汇聚了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著名品牌，诸如朗雯、卡地亚、香奈儿、路易威登、迪奥等等。
这两天在等候保罗消息的同时，黄延义也没忘了去逛一逛这些在后世望而却步的“奢侈品”店。
黄延义当然没有进女装店，而是和休斯特、莱恩中校几个人在朗雯店的男装部定做了几套西装，又跑到卡地亚手表店，给每人买了一块金表。
几个人正心满意得地走在店铺林立的圣奥诺雷街上，忽然看到一家商店的大门处，一位经理打扮的妇女把一个年轻女孩推出了店门，女孩摔倒在地上，然后跪坐在地，回身在向这位经理央求着什么。
从远处可以看到，这位经理指着女孩骂了几句，把一个纸盒模样的东西扔在女孩面前，头也不回的进店了。
黄延义几人走近女孩，看到女孩仍然沮丧地跪坐在地上。
黄延义抬头看了一下商店的标牌，是“Charvet”。
“你会讲英语吗？”黄延义问道。
“是的，先生。”女孩职业性的回答。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帮你什么吗？”
“我刚刚被解雇了，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你先站起来说话。”
女孩动作缓慢地把散落在地上的铅笔、皮尺、笔记本之类的东西收进纸盒，才站立起来，双手把纸盒抱在腹前。
“你们是外国人吧，是到这里来购物的吗？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可以给你们当向导，我叫玛丽·达尔塞。”女孩打量着黄延义几人，目光在茅武手腕的金表上停留了2秒，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道。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为什么被解雇？”
“因为我姐姐，她是一个演员，前几年曾经做过一个德国军官的情人，战争后她受到了惩罚，他们剃光了她的头发，让她光着身子站在街上行纳粹礼，自那以后她就病了，她不愿意出门见任何人，可是我知道她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只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去给我父亲治病。今天不知道是谁告诉了店里的老板，我姐姐曾经做过纳粹军官的情人，老板便以会影响店铺生意为由，将我赶出来了，现在家里的开销就指着我在这家店打工的收入，我不能没有工作。”
“噢，可怜的孩子。”休斯特在一旁同情道。
“你上过大学吗？”黄延义问道。
“是的，我在格勒诺布尔大学语言学系上过学，不过还差一年没有毕业，家里就发生了变故，我父亲从1939年起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巴黎解放后，姐姐又没了收入，而且家里还有2个弟弟在上学，我只能休学出来工作。”玛丽·达尔塞回答道。
“我的公司打算在巴黎设立一家办事处，你可以到我的办事处来工作。”
“真的？我能问一下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吗？”
“你在这家店里的薪水是多少？”
“店里每个星期的固定薪水是860法郎，但我卖出去商品后的提成要高于我的固定薪水。”
去年12月法郎贬值58%后，1美元大约可兑换41法郎，这么算下来玛丽·达尔塞每个月能拿到84美元的固定薪水，加上提成可能会在170美元左右，按照金额来说这份工作算是一份高薪工作，难怪女孩会这么不舍。不过这么多钱要想养活全家，应该还是有些不够。
“这样吧，我每个月给你开7000法郎（约170美元）的固定薪水，如果干得好，还有奖励，怎么样？”
“您说的是真的？”
“当然。”
“您从哪里来？开的是什么样的公司？”玛丽·达尔塞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