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确不是校友，对方在洛杉矶另一所学校，但是事实上我对平日里见过的那些同学也毫无印象。
我礼貌地笑笑，没有说话。
“可以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吗？”对方熟练地打开ig主页分享码，递到我眼前，“有空可以一起出来玩啊。”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时既简单又直接，我沉默了几秒钟，突然疲于再去编造弯弯绕绕的借口，我开口：“我有男友。”
但我又一次说了谎。
冗长的攀谈还在持续，对方流露出稍显讶异的神色，再次笑了：“真的吗？可是你看起来很孤单。”
“他在国内。”我想了想，竟然鬼使神差地打开钱夹，向对方展示放置在其中的一张照片，“我们感情很好。”
那是我与秦理一起去C市相机店时，店员为我们拍下并打印的一张照片，也是我们两人唯一一张合影，这几年里一直被我带在身边。
“所以你们是异国恋咯？”对方还算是个识趣的人，没有讲出“远水解不了近渴”之类的话继续搭讪。他认真地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才说：“很般配嘛，祝你们幸福。”
那一刻，我暗暗捏紧手中的铝罐，心跳速度加快，在这声祝福之中体会到一股仿佛偷窃而来的喜悦。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状态反反复复，在服药也无法缓解痛苦的时候，我住进了医院里。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做MECT，依靠外界物理手段换取短暂的效果。
进行治疗的前一晚，我被通知不要进食和饮水，次日，我进入治疗室，注射麻醉剂，戴上仪器——一个贴在脑门上的电极片，大约二十分钟后，疗程就结束了。
那次之后，我暂时忘记许多事情，大脑变得比以往迟钝，过了两星期左右，忘掉的事又慢慢被我想起一些。
芬尼安是我在住院时期认识的新朋友，我们住在同一间病房。相较于杜帆这种点头之交，我与芬尼安之间的交流显然要更加深入。我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但在与他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逐渐了解到有关他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事，比如他今年23岁，母亲是北欧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听雨声，曾经有一个组乐队的梦想。
他说他时常感到痛苦，说不清这种情绪从何而来，却已经积攒到令人无法承受的程度。他还问过我，解决痛苦的办法是不是只有终止自己的生命。
我回答他，不是。
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