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叫黎仲华，“仲”代表了他是家里的老二。爷爷从小聪颖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随后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但他却从来不曾松懈过学习，他在农闲之余就抱着在县城买的书来读，或者翻看自己的集邮册，从来不像其他乡里的孩子一样漫山遍野地疯跑，穿山村的人都说这黎家虽然败了，可还是会出一个秀才，谁叫他家的祖坟位置好呢。
果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需要一大批电影工作人员，于是爷爷便报名参加了电影培训班，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电影放映员，那个时候的电影放映可是一项艰难的技术工作，他不仅要学习如何整理胶片、如何投射影像、如何安置各种机器，还要扛着一大堆的电影放映设备上山下乡，为偏远地区的人们带去那时候唯一可见的动态影像，可想而知，那时候作为电影放映员的爷爷在大家的眼中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存在。
除此之外，爷爷还长得眉清目秀、仪表堂堂，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秀气书生，和那些粗野的汉子全不一样。所以，他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香饽饽，大家都争着向他提亲，想要攀上这个秀才，可爷爷不看八字也不看家境，只从照片里就一眼相中了我奶奶关淑清——她是邻村远近闻名的“一枝花”。
其实爷爷并不只是看中了奶奶的样貌，奶奶的知书达理在周围也是出名的，她为人低调朴实，除了帮父母干农活便呆在家里种种花草，她从不参与那些姑娘们的扯头花，因此虽然她家门前也经常有探头探脑的人，但却从没有传出过什么不好的传闻。她读过完小，在乡里的高小当过美术老师，和这乡里的“秀才”可谓是门当户对。
两人结婚后相敬如宾、琴瑟和鸣，先后生育了四个子女：老大黎敏、二女儿黎慧、老三黎俊——也就是我父亲，还有老四黎明。那时候的爷爷虽然已经调离到市里电影公司工作，但四个子女的养育费用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他们还是决定由奶奶在乡下养育四个子女。
子女们在奶奶的教育下都出落地落落大方、知书达理，男孩子能够帮母亲做农活，女孩子也能够在家喂猪做饭，让他们在上个世纪6、70年代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也能过得衣食无忧。奶奶心态很乐观，她并不觉得那时候过着苦日子，反倒常说：“幸好你们黎家的产业在头两代人手里败光了，不然我们现在只能被当成富农挨批斗，连一碗饱饭都吃不上呢。”
我的爸爸是1962年出生的，和姐姐黎慧只相差一岁，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才刚刚过去，奶奶经常会觉得在如此困难的时候怀上这两个孩子是对他们的不负责，因此竭尽所能将自己所能给予的好吃的好喝的都给了他们，姐姐黎慧更早熟，总是让着弟弟，两个女人便将这双倍的爱给了我的爸爸。
在那动乱的十年里，虽然已经不是富农家庭却难免别人说闲话、使绊子，爷爷便减少了回家的次数，大伯黎敏应征入伍，家里只剩下奶奶关淑清和三个孩子。家里奶奶和姑姑性格敦厚却被人视为“好欺负”，四叔还小，也是个虽然倔强却知书达理的性格，因此经常有人欺负这没有主心骨的孤儿寡母，特别是分了家的大爷爷一家，更是经常给奶奶一家人使绊子，爸爸不由得逼着自己强大起来，渐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小小的爸爸刚进入学堂便遭遇到了那场文化浩劫，那是个“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的年代，他很快就和村口的赖国华、张建国成为班里的三个小霸王，他们指挥着全班人上山掏鸟窝，下地追猫狗，整天无所事事，但他从不造老师的反，甚至要求大家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保持安静，认真听讲。
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几年，当他上初中时，这些文化教育几乎都停止了，他只能回家帮着奶奶做农活，还发动全班的男生一起来做事，这时候他已经在班里、甚至全校有着一种绝无仅有的号召力，大家都把他当成大哥，把他的话当成指令，他一声令下便可以让全班男生一拥而上，“关嬢嬢”“关嬢嬢”地叫得奶奶哭笑不得。
常年在一群青春期的男生中当头目，爸爸打架自然是一把好手，但他并不常动手，常年的领导地位让他不怒自威，而从小跟着爷爷黎仲华养成的讲道理的好习惯更让他的威望与日俱增，大家都怕他，但又觉得每次遇到什么问题一找他准没错，他一定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让矛盾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当然，偶尔也会遇到不服从于他管制的人，这些人往往处于眼红，因此常常雷声大雨点小，此时的爸爸不需要多说什么，上前比划几下便将来人撂翻在地，他再给来人吃几颗大枣，说一说他从三国、水浒中看来的兄弟义气之类的道理，来人便彻底心服口服地叫他一声“三哥”，这个“三”是爸爸在家里的排行，他已经是这个村子里同辈人中无出其右的大哥了，四叔也借着哥哥的名头，小小年纪便得了一个“四哥”的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