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文化浩劫结束了，爸爸考上了高中，他其实有点偏科，对于数理类的科目倒是在行，但是语文却不太灵光，好在那年语文的作文题目和南斯拉夫的电影《桥》有关，这自然难不倒出身电影世家的爸爸，他一股脑地将他从爷爷因工作带回来的电影杂志上看到的关于《桥》的内容一股脑地写了上去，好歹是通过了考试。
就在爸爸高中毕业的时候，爷爷已经准备退休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职工子女往往会接父母的班，继续成为单位的一份子。这时候的大伯从越战战场上回来，进入了石油单位，并且因为英俊的外表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被领导看上，做了他的上门女婿。于是，顶替父亲岗位的机会就落在了适龄的姑姑或者爸爸头上，按年龄来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姑姑的，但是她心疼弟弟，觉得以他的学习成绩是考不上大学的，失去这个去江城的工作机会，他便只能留在穿山村当一辈子的农民，于是姑姑很坚决地告诉爷爷，这个机会更适合身为男孩子的爸爸，而她已经和他的高中同学刘国伟死定了终身，嫁给家住资州县城的刘国伟，也能够解决她的城市户口问题。爸爸不同意，觉得凭自己一身本领怎么也能闯出一片天地，这样安稳的工作机会应该留给姐姐，但他低估了姑姑的执拗，最终只能坐上前往江城的汽车。
爸爸来到江城的电影公司，很快站稳了脚跟。一方面是他聪明能干，很快便学会了那复杂的电影放映技术，再加上他身强体壮，主动承担了很多前往偏远山区放映电影的工作，因此很受领导赏识；另一方面，因为爷爷刚正不阿又对人关爱有加，培养出来的一批批徒弟都对他敬爱有加，这种敬爱自然转变为了对爸爸的关爱，上有老一辈技术工人的关爱，在同辈里爸爸又像在穿山村一样很快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成为同一批进公司的年轻人里无可争议的领头羊。
他去边远地方放电影需要乘坐火车或者汽车，但他常常选择扒火车逃票，逃票省下的钱也不向公司报销，名正言顺地告诉财务：我这是在给公司省钱，弄得人摸不着头脑，却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实诚。
那时候，爸爸的学徒工资一个月只有二十多出头，转正以后也不到三十元，虽然日子紧巴巴地，他却会在每三个月回家一次的时候为姑姑买一些江城女生流行的小玩意儿，偷偷塞给四叔五六十元钱。那时候四叔已经在读师范住校了，他总会很疑惑地问：“哥，你哪来的这么多钱？”爸爸总会宽慰他说：“你放心，哥有的是赚钱的办法，这钱你悄悄拿着，自己多买点书多买点吃的，不够了再找哥要，不过这事千万别给妈说，妈知道了会打断我的腿的。”这时，四叔就会听话地将钱收下，却也从来没敢大手大脚地乱用，至于那时候爸爸赚钱的门路，我从没听他们提起过。临走时，爸爸总会上山挑水，将奶奶的水缸盛满——这本应该是四叔的活儿，但他乐意为弟弟做这些小事。
就这样，爸爸在电影公司工作了四五年，渐渐的他成为了放映员里的骨干，不再担任外出放电影的工作，而是负责电影院里最大一个放映厅的放映工作，所有新到的电影都一定会在这个厅里放映，可以说，那个时候我爸爸是江城第一个看到新电影的人。
就在这个大厅里，他认识了一群江城最时髦的年轻人，也是那时江城最有权有势的二代们，与此同时，他认识了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的妈妈，他对她一见钟情，并对她展开了热烈的攻势，一有新电影上映，他便邀请她来看电影，并给她留出最好的座位，最后终于赢得了我妈妈的芳心。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虽然是从农村出来，但却自有一股与众不同的霸气，和那些二代们在一起也毫不逊色，甚至要更加耀眼。
一年后，爸爸和妈妈结婚了，分到了电影公司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就在爷爷的楼下，那时候爷爷将奶奶接到了江城，父子俩家人楼上楼下相互来往，过得其乐融融。
也就在这时，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四川，吹到了江城，这已经比沿海一带晚了好几年。这时候，电影公司也开始改制，爸爸早就听到了风声，也观察到了沿海改革开放的成果，于是他主动找到领导，提出想要承包电影公司的棋牌室和台球室，他在江城交友众多，这些花钱大手大脚的二代们都是电影公司的常客，这个地方交给爸爸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来他有人脉，二来只有他能镇得住场面，所以这笔交易很快就达成了。果然，自从爸爸接手棋牌室和台球室后，生意蒸蒸日上，赚得盆满钵满，而他只需要向公司交纳少许的管理费，这引起了不少人的眼红，也纷纷打起了公司其他娱乐场所的主意，却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成功。
这时，赚到第一桶金的爸爸早已经不满足于棋牌室和台球室的收入了，他觉得每天看场子是一件很消磨人的事，虽然他喜欢棋牌活动和打台球，但当他们成为一项工作后，便变得无趣。他的眼光早就盯上了其他项目——电影公司位于市中心的四方块的南面，位置得天独厚，可谓是中心的中心，公司的一楼有整整两排底商，以前全是国有资产，做着不温不火的买卖，而这些买卖的收入早就不足以支付电影公司员工的工资。爸爸便灵光一现，经过深思熟虑后找到领导，提出将这两排店面承包给他，和承包台球室一样，他会向公司交纳管理费，具体多少由公司定，而承包过后的盈亏全由他自负。公司自然乐于甩开这一个沉重的包袱，只要能够付得起职工